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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2年11月，北京地安门外大街，一个裹着蓝布头巾的女人蹲在路西的便道上，面前铺着一块旧麻袋片，上头歪歪斜斜压着几卷字画和两摞线装书。
风从鼓楼方向灌下来，吹得画轴末端的签条啪啪打转，女人伸手按住，指尖裂着口子。
街面上行人不多，偶有穿棉猴的孩子跑过，踢起半湿的煤渣。
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在摊前刹住车，棉布裤脚用夹子别着，车把上挂一只灰帆布提兜。
他没有立刻蹲下，先站着看了一会儿麻袋片上的东西，目光从几卷山水挪到最边上那轴颜色最深的纸卷上。
纸卷的包首已经磨得发毛，轴头缺了一侧的镶片，露出里头的木芯。
男人蹲下来，把提兜搁在膝盖上，伸出两根手指捏住轴杆，一寸一寸地往外展。
纸是旧的，黄里透褐，边角有几处虫蛀的细孔，像被针尖密密扎过。
他展到一尺来长的时候，手指停了。
画心上坐着一个老者，宽额，方圆脸，连鬓胡须从耳根一直连到下颌，黑白相间。
头上戴一顶皮帽，帽檐外白内黑，额前露出几缕发丝，左右分披，耳后垂着两绺编成的发鬟。
身上穿一件浅米色的毛绒衫，衣领左襟压右襟，袖口露出一截深色的里衬。
男人把画完全展开，凑近了些。
老者的眼睛在泛黄的纸面上显得格外沉，眼梢微微上挑，眼珠点在偏上的位置，看人的方向不是正前方，略略偏左，像是在看一个不在场的人。
“这画怎么卖。
” 女人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认出他来，嘴角动了一下，没笑出来。
她说，史老师，您看着给吧，家里等着买棒子面。
男人从裤兜里摸出一卷票子，数了三张，想了想，又添了两张毛票，递过去。
女人接过来，把画轴卷好，用一根麻绳扎住，递回他手里。
男人把画塞进帆布提兜，夹在车后架上，蹬车走了。
这个女人叫崔月荣，摆摊的地方离地安门百货商场不远。
她公公是北洋时期做过四川督军的陈宦，1912年赴蒙古谈判时，从某位蒙古王公手里得到过一批赠礼，其中就有这卷画。
陈家后来败落，旧物堆在箱底，崔月荣的丈夫失业，三个孩子等着吃饭，她就把能翻出来的东西一件件往街上搬。
她不知道那卷画上画的是谁，只知道是“老人留下的旧纸”。
骑车带走画的人叫史树青，三十岁，在国立历史博物馆工作，馆址就在天安门东侧。
他十四岁随父亲到北平，读的北师大附中，学校跟琉璃厂只隔一堵墙。
放学后他天天往那儿钻，看铺子里的老板展画、收铜器、谈价钱，听他们讲哪张纸是明代的帘纹，哪一刀拓片是翻刻的。
一来二去，眼力就练出来了。
到1952年，他已经经手过不少东西，但真正让他后来在文博界留下名字的，不是他收了多少，而是他总能在别人不看的地方多看两眼。
那天他本来不是去地安门的。
一个朋友托他看几件瓷器，路过鼓楼前，看见路西便道上有人摆摊卖旧纸，才捏了闸。
画拿回家，他没有急着下结论。
晚饭后他把饭桌擦干净，铺一层旧报纸，把画展开。
灯泡度数低，他又点了一盏煤油罩灯，把灯芯捻到最亮，从提兜侧兜里摸出一柄带柄的放大镜。
他先看纸。
纸面糙涩，纤维束隐约可见，不是宣纸那种细腻的匀净，更像元代北方常用的白笺纸，帘纹宽而疏，纸色是年深日久的自然泛黄，不是染出来的。
虫蛀的孔洞边缘发毛，孔壁没有新鲜的白茬。
他又看墨和色。
须发的线条极细，起笔收笔都藏锋，一根一根排下来，没有断气的地方；
衣纹的转折处墨色略深，但不是描完之后再添的，像是和底色一起沉下去的。
最关键的是那顶帽子。
帽檐分两层，外层白色，内层黑色，毛皮的质感不是用细笔一根根画出来的，而是用淡墨和粉彩一层层晕染，边缘处留出毛锋，看上去厚而软。
帽下耳后那两绺发鬟，编法很清楚，不是散披的头发。
他翻过画背，纸背没有后人题跋，也没有藏印，但在右下角纸缝里，隐约能看出曾经钤过一方印的痕迹，印色几乎褪尽了，只留下一点浅浅的朱砂沉在纤维里。
史树青在博物馆的库房里见过一些元代的东西，也在琉璃厂经手过明人的摹本。
明人仿元代人物，往往把胡子画得太整齐，把衣纹画得太顺，像是先勾好轮廓再往里填色。
这张不一样。
胡须的走向有交叉，有疏密，有几根被风吹乱了方向；
衣领的右衽压左衽——蒙古贵族的交领习惯——他没有放过这个细节。
但最让他放不下的是那顶暖帽的形制。
他记得《元史·舆服志》里提到过天子质孙服的冠帽制度，也记得南宋人赵珙在《蒙鞑备录》里写的那句话。
赵珙是出使过蒙古的南宋官员，见过成吉思汗本人或者至少见过他身边的人，他写的是“其身魁伟而广颡，长髯，人物雄壮”。
广颡，就是宽额。
长髯，就是连鬓的胡须。
他把放大镜搁下，把画立在桌边的墙上，退后两步看。
宽额，长髯，皮帽，浅色毛绒衫，目光不怒而沉。
画上的人不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帝王，是一个被人反复看过、记过、最后落到纸上的面孔。
第二天他把画带到馆里。
他没有声张，先拿给几位同事看。
有人说是老东西，有人说是明清的祖宗像，有人说不准。
他又把画送到几位当时在北京的鉴定大家手里。
张珩看了纸和墨，谢稚柳看了衣纹的笔性，启功看了整体的气息。
几个人没有开过一次正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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